写书不署自己名，到底图什么？

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

让古老的中国故事

从泛黄的纸页中走出来

让古人“活”在当下

让今人思接千载

匈牙利有位作曲家说：人们不需要为了享受鹅肝而去了解鹅。同样的道理，钱锺书说得更透彻。

一位读者很喜欢钱锺书的作品，想要登门拜访他。钱锺书婉拒：假如你吃了个鸡蛋，觉得不错，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？

大师很谦虚，但是不合常理，看书毕竟不同于吃饭。一位读者看了一本很喜欢的书后，很自然地就会想了解作者其人其事。孟子说：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现代作者对署名权非常重视，对侵权行为非常痛恨，但中国古代的作者好像并不这么想，因为很多古籍都不写作者的大名。

《周易》的作者是谁？司马迁说是周文王，现在看并非如此。《诗经》三百篇，作者是谁？根本考证不出来。《周礼》，相传是周公写的，这一点连汉代人都不相信。所以，善于读古籍的人，得谨慎。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古籍，都不题写作者。若有，一般是后人想当然添加的。

战国时期的韩非，写文章把法家思想阐述得很深刻。有人把他的书传播到秦国。秦王嬴政看到了，感叹道：哎呀！寡人要是能和这书的作者见上一面聊聊，死都没有遗憾了。李斯说：这是韩非写的啊，他是我同学。

同样的一幕发生在汉代。有一天汉武帝读《子虚赋》读得很来劲，说：可惜朕不能和作者相识啊。正好有个叫杨得意的官员在一旁侍奉，他听到后对汉武帝说：作者是我老乡司马相如。

秦始皇、汉武帝，看到了书，却不知道作者是谁，如果不是李斯和韩非同门、杨得意与司马相如同乡，连一国之主都无法知道作者高姓大名。所以，古人写书写文章，确实不习惯、不倾向、不愿意自己署名。

有人可能纳闷了：不对吧，很多古籍的作者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当成书名了啊，如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管子》《韩非子》等。

事实上，古籍这么命名，为的是表明书中所言出自哪里，彰显师门家法。就像《论语》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一样，先秦子书一般都是某家后学记录、搜集祖师爷的文字、言论后编辑整理出来的。

又如《晏子》，北宋官方出版的目录《崇文总目》里说了，这是后人采集晏子的故事编写的，如果以为是晏婴自己写的就不对了。

为什么古人不重视自己的著作权呢？首先，古人心理，尊古贱今，崇拜古人，鄙视同时代的人。所以有人写了书，生怕不为当世所重，淹没了他的好内容，就托古人之名为自己的书站台，诸如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周公，都是受托大户，同时达官贵人、名人名家也经常被“蹭流量”。

《晋书·曹志传》中有这么个故事。有一次，晋武帝司马炎翻看《六代论》这本书，问曹志：这是你父亲曹植写的吗？曹志很谨慎，说：我父亲给自己写的东西做过目录，我去翻看一下。

查阅之后，曹志回奏说：目录里没有这本书。司马炎问：那是谁写的？

曹志说：我听说，是我们家一个亲戚曹囧所写。因为我父亲文采高、名气大，他想让自己的书能传得久远，因此才假托的。

司马炎感叹道：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啊。

不过这也说明，不少古人都以学术为公，写书不是为了争名，对社会有益就好了。用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陆世仪的话说就是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功不必自己出，名不必自己成，苟吾书得行，吾言得用，使天下识一分道理，享一分太平，则君子之心毕矣。”

作家木心把这种“只留作品，不留作者”的行为，称为“大自然的作风”。

那为啥汉代以后的作者就不那么“急公好义”，非要把自己的名字标明呢？因为从汉代开始，学问做得好，是可以当官的。所以，当时的官方学者，门下弟子很多，他们的学问与大名不愁没人传。

而民间学者、私人著述，写的书不被国家认可为功名利禄之桥梁，就少有人跟着学。作者要是去世了，他的学问可能就会失传，“尔曹身与名俱灭”了。不信您看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，写出了《史记》，不也得“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”以待后来君子吗？于是，他们就想方设法把自己推销出去。在书里题写自己的名字，也就逐渐盛行起来。

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

《古籍原来这么好看》